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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z]What is Equity Research：一篇关于行研的好文章
很多人问research，大家讨论得也很多，发现很多人对equity research的认识有点片面。自己碰巧对这个行业知道得稍微多点，所以说说自己的认识和看法。这个行业历史和现状有些不同，国外和国内的情况也不一样，需要区别和全面看待。当然，一些东西是我自己的看法，不见得都非常正确。我也不是完全雷锋精神或者为了攒rp就写那么长的东西。
我把research 从产品上先分为debt，derivatives和equity的三大类。但似乎常常，前面两类放在一个大的部门里一起做，这一类往往要求好的数学功底，好的modeling能力，其实觉得一些类别的quant也可以归类到这里。固定收益类研究的analyst的确一直地位不高，bonus比例比较固定且不高，我的理解是analyst们提供的是差异化很小的差别，基于数学和model的东西你很难做出比别人差很多的结果出来。Portfolio manager和trader似乎也不大重视他们的分析。自己对这一类了解不多，也没有太多兴趣，所以不多说，上面要是说错了什么大家见谅，重点还是说 equity research。
[zz]博士生传给硕士生的经验 ~~这实在是一篇少走许多学习弯路的好文章
这实在是一篇少走许多学习弯路的好文章
1. 先看综述，后看论著。看综述搞清概念，看论著掌握方法。
2. 早动手在师兄师姐离开之前学会关键技术。
3. 多数文章看摘要，少数文章看全文。掌握了一点查全文的技巧，往往会以搞到全文为乐，以至于没有时间看文章的内容，更不屑于看摘要。真正有用的全文并不多，过分追求全文是浪费，不可走极端。当然只看摘要也是不对的。
[zz]教授的围城（南方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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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评价一个老师，就像拧螺丝一样，越拧越紧，一套套量化考核标准在“折腾教授”，“学校就是要项目数。这是教育部排名的硬件。”有的学校还设立“学术驻京办”。
“比起媒体上讨论的‘汪晖’，个别拥有行政资源的学官们，其实是最大的明火执仗的‘抄袭者’。”
有些“精于此道”的教授将连续申报项目视作“生财之道”，有的高达上百万，也有人编一套假发票把家具以“学术经费”之名抱回家，“谁愿意做小人？小人是逼出来的。”
心理过山车
“我昨天有项目，我就有水平，今天没有项目了，就水平下降了，我难道不是同一个我吗？”
53岁的胡学文是东南部某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导，顶着令人羡慕的“特聘教授”头衔。但这么多年，他似乎一直被困在一座看不见的围城之中。
仅对教授资格的滚动式认证，就令他够焦虑了，直到退休，都是他心头阴影。
如果项目明年结题，他的特聘教授资格将被取消，“特聘教授一年一评，必须承担一个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他绞尽脑汁找到了一个护身符——“延期两年结题”。
他盘算着，离他退休还有5年，如果能再申请上一个项目，就能把特聘教授的待遇保持到退休；如果申请不上，则被降级为“普通教授”。
国家社科办有规定，手持项目者，无权再申请新项目，必须等项目结题，他很矛盾，一方面盼着结题，一方面又想使项目延长些。
特聘教授比普通教授每年多5万元工资。如果失去特聘教授资格，损失的除了工资，还有面子。他曾经历过一次被降格的心理“过山车”。
因为曾承担1990年国家社科基金项目，2004年他被聘为“特聘教授”。第二年学校政策改了，旧项目不算数了，他重又沦为普通教授。
为了重获“特聘”资格，从2005年开始，他每年都要申请社科项目，有次他的项目“入围”了，据当时政策，入围国家级项目，省里会补偿一个项目，但省级项目少，走关系的人多，他不想求人，最后空手而回。
直到2008年，他终于拿到一个国家级项目。但这一年，“特聘教授”的资格认定条件又加码了，除承担一个国家级课题，还要多承担一个省部级或市级社科项目，叫“一大一小”。庆幸的是，他过五关斩六将又申请到了一个市级项目，再次被擢升为“特聘教授”。
他的课受学生欢迎，打分在85分以上，他的词学专著早就成为专业的必读书目，但这些却无关紧要，只要没承担国家级项目就一票否决，“我昨天有项目，我就有水平，今天没有项目了，就水平下降了，我难道不是同一个我吗？”
他觉得学校评价一个老师，就像拧螺丝一样，越拧越紧，让老师不能消停，是“折腾教授”，他感到当教授越来越难，“学校就是要项目数。这是教育部排名的硬件。”
明火执仗的“学官抄袭者”
潜规则是，有行政资源的校长和院领导，主持一些重大项目时，号称“举全院之力”，其实只是挂名，实际操作的是青年老师和学生。
2008年入职的“海龟”赵涛刚踏入了围城。
他从美国拿到博士学位再读博士后，据协议，必须承担并结项一个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否则不能出站。自从2008年底起他就开始发愁。
国家社科规划办通常在每年年底发布23个学科的“课题指南”，意味着申报课题只能是“规定动作”。
赵涛企图找到以往项目立项的规律，他买了一本在畅销书排行榜上脱销的书，名为《国家哲学和社会科学“十五”研究状况与“十一五”发展趋势》，定价198元。
令他困惑的是，有些越空洞的课题，研究经费越多。很多立项课题，他看不出有什么学理性，比如一项标价为50万元的课题是“如何与媒体打交道”。
当了30年教授的胡学文更清楚其中“潜规则”，他眼见某些有行政资源的校长和院领导，主持一些重大项目时，号称“举全院之力”，其实只是挂名，实际操作的是青年老师和学生，“比起媒体上讨论的‘汪晖’，个别拥有行政资源的学官们，其实是最大的明火执仗的‘抄袭者’。”
一位哲学教授把正在翻译的一本前南斯拉夫的哲学著作，直接当作“原创”，本以为够冷僻了，没想“克莱登”遇到“克莱登”，还是被告发了。
关于抄袭，国家社科办负责人接受媒体采访时说，“在2万多份申请材料中，有专家反映个别课题论证中多处存在严重抄袭行为。在会议评审中，也有评审组发现两份题目虽然不同，但论证核心内容和表述多处雷同的申报材料”。
浏览社科网站上的历年项目，年年重复，从国家、省级到市级、校级，上下“比葫芦画瓢”，各省间社科基金半斤八两。有些题目像“文字游戏”，比如“马克思主义和与时俱进”和“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同时出现。
赵涛买的那部厚书中说，外国文学类题目中，“巴尔扎克、雨果、莫泊桑、司汤达、左拉等研究，低水平的重复不少于80%。”
有的甚至连题目都一字不差，比如，两个关于大学生就业研究的项目同时出现在立项栏中，一个标价42万，一个标价15万，胡学文为此还打电话询问过国家社科办有何不同，对方答复，“一个是重大项目，一个是年度项目”。他还是一头雾水，不清楚“重大”和“年度”的判断标准。
胡学文也发现，“跟风”研究多，金融危机来了研究金融危机，四川地震来了研究地震，奥运会来了研究奥运，光汶川地震灾后重建，大同小异的有二三十个，有的经费高达四十多万，“还不如直接拨给灾后重建”。
而有些临时对策性研究，还没等结题已时过境迁，“纳税人的钱花出去了，打了水漂”。
赵涛听几位国家社科评审评委说，课题指南中三分之二题目是“坐机关办公室的出的”。有一年，一个单位组织雄厚的“实力”申报到了“指南”中的重大课题《邓小平宣传思想研究》，当时标价8万元，因找不到相关材料，“特大课题成了特大难题”。
赵涛发现在指南中，“马克思主义文艺的中国化”、“延安左翼作家研究”几个项目提供的金额很可观。他注意到国家社科办的官方阐释：“哲学社会科学除了个别学科，绝大多数学科内容都具有比较鲜明的意识形态属性。”
他最后还是选择了“个别”学科，不想太改变自己的学术方向。
国家社科基金也经历了从没多少人申请到趋之若鹜的变化：1985年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只有500万元，2009年全国社科基金已近4亿元。
国家社科办网站谈到社科基金发展的喜人形势：“各高校普遍把是否承担、承担多少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作为衡量自己研究实力的硬指标。”
仅去年全国社科基金项目受理机构就接到14万种材料，包括赵涛在内，加上省部级和级别更低的，是一个天文数字。
申报秘籍与“学术驻京办”
北大、人大、复旦、南大、浙大等重点大学入围率达33%以上，地方院校能申请到的比例小得多。
那段时期，被同事们描述为“黑五月”，拿赵涛的话说，填写申报材料就够“恐怖”了。
第一份申报材料投出后，他开始有一种恐慌感，决定模仿别人，普遍撒网，“碰碰运气”。每个月他都“改头换面”投出一两个，甚至投到了国家体育总局的基金里，但也泥牛入海。
他每次去科研处，发现校级项目的一摞申请书都长高一大截。他想，大的抓不住，小的也别跑了，顺便也摞上一份。
他甚至在网上看到义务传授秘籍的帖子，有一份帖子在传授了几十条“注意事项”后，不忘记叮咛一句，“不排除动用其他手段”。
作讲师的赵涛一学年每周有三门课，12课时，为了凑时间写申报材料，他把12节课挪到一天讲。讲完嗓子都哑了，每天没在凌晨两点前睡过觉。
一份申请书通常有15页。仅其中课题说明，要写5000到8000字，“申报项目是‘期货’，你把它说成一朵花，结果可能是一堆豆腐渣。”
最让他伤脑筋的是，在申报表中要分别填写“前期成果、研究意义、研究开展、研究内容”等。他看不出实际差别，但还得绞尽脑汁细分，把有限的几个词平衡分配到几个空格中，“投了20份，光申报书就有一二十万字”。
申报书投递之后，经筛选，被匿去名字和单位后，分到匿名评委处。这叫双重匿名。一份项目申报表由5名匿名评委打分。
胡学文作为国家专家库成员，有时被抽做匿名评委，经常接到各种“打听”电话。
2008年他自己申报项目时，见周围人都在打电话，托关系，一开始很不屑，但身在其中不由地产生一种惶恐感。有一次，他参加一个全国学术会议，遇到几个名单在专家库里的教授，也半开玩笑地打了个招呼：“请高抬贵手”。事后才知，此人并非相关评委。
以2010年为例，匿名评委有5362人，打听匿名评委如同大海捞针。
匿名评委审读堆积如山的材料也是苦差，“满篇都是套话”，而那些集体参与的专著，除了个别章节，大部分为“拼凑而成”。匿名评委有时虽分打得低些，但还是会给“通过”，都是圈里人，睁只眼闭只眼。
过了匿名评委这关，项目算“入围”。这一关刷下来八成申请者。以今年为例，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全国共申报27171项，4652个入围，入围率为17.1%。
接下来一轮，是会议评委的最后评审，由学科组长召集280名会议评委投票和开会表决。最后经领导小组审批后，正式立项2285个。立项率为8.42%。这一轮又刷下来九成。
国家社科办每年都强调严防评委被“攻关”。赵涛心想，既然要防止被“攻关”，说明“攻关”的存在，想到这里，他莫名地担心起来。而国家社科办的对策是，将会议评审专家库扩大，增加随机性和不确定性，降低“攻关”可能性，对个别信誉不良专家，要除名。
胡学文清楚历史：1995年开始的“211”工程，把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教授、博士、论文、获奖等数量作为考核学校的硬指标。
学校分等级，教授分等级，学科也分重点学科和一级学科。“211”学校会有数以“亿”计拨款倾斜。“211”外的大学，校长为了政绩和争取地方政府拨款，也向这些指标系统靠拢，有过之而无不及。
有的学校还设立了“学术驻京办”，常驻北京争项目。北大、人大、复旦、南大、浙大等重点大学入围率达33%以上，地方院校能申请到的比例小得多。有些未获立项，也和“专家”是“外行”、“不对口”有关系。
一位副教授本来是民间文学研究领域公认的实力派，但5个专业不对口的古代文学“专家”评委乱点鸳鸯谱，把项目给了其他专业申请者。
“抄自己至少不犯法”
要同时承担校级、省部级和国家级项目，赵涛只好把一个大题目拆分成几个小题目，“一石三鸟，一鸡多吃”。
立项结果终于在6月底公布。经过漫长等待，27171个申报者中，有人狂欢，有人沮丧，有人懈怠，有人焦虑。有的大学申请到一个国家项目，会放鞭炮庆祝，张灯结彩。
赵涛像买彩票中了大奖，他一下子收到国家和省级两个立项通知书，大松一口气，“我太幸运了。”像范进中举一样，有那么一瞬间，他产生了飘忽感。
赵涛只是围城中的讲师，如果要评副教授，需另承担一项省部级社科基金课题，还要在5年内发表5篇论文。评教授，就要承担一个国家级或两个省部级项目，还要发表论文。他听说有的学校评教授职称要求一年发表8篇论文，“太凄惨了”。
论文还要发表在指定的“核心刊物”，在国外学术刊物发表的论文，需要经社科处认定，换算成相当于国内“核心刊物”级别，存在风险，因此学校也不鼓励老师发表在国外刊物。
要同时承担校级、省部级和国家级项目，赵涛只好把一个大题目拆分成几个小题目，“一石三鸟，一鸡多吃”。他思忖这有点“投机取巧”，“但抄自己至少不犯法”。
他觉得在现有体制下，就得在“让你做”和“你想做”之间找到平衡点，“你得想办法让自己活得不那么痛苦。”
“如果没有职称晋升的压力，我不知道自己还会不会做。”他说。
在美国读博士时，他的导师发表论文也很难，但学校没强迫他写论文，“很多美国教授一辈子在大学教书，没见他出版一部专著和发表论文。”
对中国的博导来说，如果手里没课题，就无法带第二个博士生。博士生每人每月要发1000元补助费，一半由导师的课题费中出，一半由学校出，“现在学生选导师也很势利”。大学里很少有能超然的人。
北大一位副教授15年没晋升教授，一开始他没博士文凭，等读了博士学位，现在又说他没承担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学校以前还有一项规定，六年不晋升职称的，按自动解除合同办理，而10个人中只有2个能晋升教授，即使达标也竞争残酷。
原来北大中文系是教育部文科排名第一，现在因为承担社科项目和在核心期刊发表论文等指标落后，被北京师范大学超过，屈居第二。学校和系里都坐不住了，急起直追。
北大也不能免俗，想到这一点，赵涛竟奇怪地产生了一种轻松感。
社科基金网站上的公告说，能一次性通过结项的课题为50%左右，还有50%左右需延缓结项。
赵涛的题目和政治的关系不大，但他也提醒自己，千万注意结论正确，“说过头话，你还要不要结题了？”
赵涛很幸运，今年7月，他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顺利结项。
对赵涛们说，似乎“学术”与“申报基金”是一回事：学术就是申报基金，申报基金就是学术。
“谁愿意做小人？小人是逼出来的。” （梁伟驰/图）
“小人是逼出来的”
光荣和龌龊常在他心里交织，纠缠，变成一种折磨。
赵涛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7月份结项时，报销曾花了他一周。
他的立项资助是2万元，6000元扣下作为结题时的评审费。学校还要抽取4%的科研管理费500多元，剩下的13500元归他使用，但所有钱都要发票才能报销。
大学教师的工资不高，讲师2000多元，副教授多500元。谁都知道做项目可增加收入。
尽管文科基金项目钱不多，但实际上花得更少。他贴了几百张发票，最后一数，才几千元，找发票令人头痛。
针对大学教师做课题的发票生意应运而生。自从立项后，他的邮箱里就不断收到卖发票的邮件。他一开始比较懵懂，一位同事开导他，“原则上商店里出售的一切商品都可算作科研用品”。他开窍了。电脑已经有了，但也不妨再买一款。
他问其他同事，如果经费没用完怎么办，对方答：多出几趟差，多坐几次飞机。
会议费、资料费、印刷费等各种花费都要预先填。有的项目规定餐票不能超过5000元，一张发票不能超过1000元，空调、彩电得另想办法。
他去统计局取个数据，一次要付100元，但人家不给开发票，取的次数多了，都没有票就麻烦。
胡学文看到不少教师对那些用关系弄到项目的老师愤愤不平，他感到其实那些老师也挺“可怜”的，省级项目本来就难申请，弄到了也只有一两万元，如果计划不好，还得往里贴钱，“都是些蝇头小利，弄得人斤斤计较，又要作假。”
胡学文现在的国家级项目，10万元，学校配套5万元。有的学校按照国家项目金额100%配套，以资奖励。
有些“精于此道”的教授将连续申报项目视作“生财之道”，有的高达上百万。其中多数是学校中的“权贵”，拥有行政资源，重大项目几乎被他们包了。
当然也有老师出来叫板，让那些累计拿了国家几百万基金的人晒一晒成果，比比谁的投入产出比更大？基金成果到哪去了？
胡学文让老婆替他管账，他的基金比较充裕些，老婆替他精打细算，还得给结题后的成果出版预留至少4万元钱。
1990年代，他出版学术书，出版社不问他要钱，还给他稿费。如今，出版社也把社科基金项目出版当成一个业务，知道你手里有国家的钱，都理直气壮地要，连他一向敬重的某知名出版社，也不例外，“要了出版费，再卖书，赚两次钱”。
把足额的钱报销回来的活，把赵涛炼成了半个财务专家。
学校财务处，结题的人排成了长队，像在银行门口，他拿号等到下班还没轮上，等第二天再来排，又没排上。
会计在他的报销单里翻翻，“去年的票不能拿到今年来报。”会计警告他。难怪每年年底，他都见同事们在突击花钱。
有一次，他听会计抱怨，“什么人嘛？把买家具的票也作为科研经费来报销？”
说的是别人，但他的脸上也一阵发烧，自己也干过这种事，他也很自责，把空调彩电抱回家感觉像小偷，还要编一套假发票来骗人，“谁愿意做小人？小人是逼出来的。”
他也变得愤愤然起来。他觉得一方面给国家项目做事，是合法的，光荣的；但另一方面，做假发票，又从心理上觉得不光明。光荣和龌龊常在他心里交织，纠缠，变成一种折磨。
但赵涛习惯了也变得麻木了，放着钱不报是傻子。
他留学时做过纽约的一个城市项目，基金会把一张支票给他，怎么花就不监管了，也不要发票，最后把成果给人家就行了。
直到第七天，赵涛终于把“属于自己的钱”弄到手了。
近几年，胡学文发现他的收入增加，不是靠工资，而是靠承担项目，它们压得他喘不过气来，他越来越心生退意，想逃离围城，“理工科那套量化考核法硬套在人文学科上，和评职称、高校排名等各类评估结合在一起，这种体制不打破，中国学术没有未来。”
他注意到，“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与发展纲要的定稿中，删去了初稿”逐步去行政化“中”的“逐步”二字，他急切地关注何时迈出这一步。
7月，杭州师范大学“人文学科振兴计划”出台，引发媒体和高校教师热议。该计划称“十年不发论文、不承担课题也可以当教授”、“给教授配备助手”等。
杭州师范大学校长叶高翔说，一刀切的数字化考核“导向的是急功近利的学风”。
“我把压力转嫁到我这里，有可能短时期杭州师大的排名靠后、指标低，但从长期看会见成效，会出《红楼梦》这种作品，比出多少论文，更有价值。”
胡学文很赞同这个物理学博士出身的文科大学校长的改革理念，但他对这项改革能走多远心存疑虑，在整个学术生态大一统的环境下，它能单独撕开一角天空吗？
（应被采访者要求，报道中的胡学文、赵涛二人为化名。感谢贺卫方、朱大可、王晓明、展江、陈力丹、易中天、郑也夫、初晓波、冯原等教授对本文采写的帮助，实习生常仙鹤亦有贡献）
[zz]如何提高英文的科研写作能力（施一公）
from: http://blog.renren.com/GetEntry.do?id=481864390&owner=230993387
作为一个科研工作者，在国际学术期刊上发表科研论文是与同行交流、取得国际影响的必经之路。有些国内的科学家，实验做得很漂亮，但常常苦恼于论文的写作力不从心，成为国际交流的一大障碍。本文从博主的亲身体验出发，给博士生、博士后、以及年轻的PI提供一个借鉴。文章最后做简短总结。
我大学时的同班同学都知道，那时我的英语不算好（英语四级考试仅为“良”），写作尤其糟糕。初到美国之时，对英文环境适应得很差，读一篇JBC的文章要五、六个小时，还常常不理解其中一些关键词句的意思,心里压力极大。
很幸运，我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Johns Hopkins University）攻读博士学位时，1991年4月遇到了学兄和启蒙老师John Desjarlais。听了我的苦恼后，John告诉我，“Spend 45 minutes every day reading Washington Post, and you will be cruising with your written English in two years”(每天花45分钟读《华盛顿邮报》,两年后你的写作能力会得心应手)。这条建议正合我意 – 我原本就对新闻感兴趣！于是，我每天上午安排完第一批实验后，都会在十点左右花一小时的时间阅读《华盛顿邮报》，主要看A版(新闻版)。刚开始，我一个小时只能读两、三个短消息或一个长篇报道，中间还不得不经常查字典看生词。但不知不觉间，我的阅读能力明显提高，1992年老布什与克林顿竞选总统，我跟踪新闻，常常一个小时能读上几个版面的消息或四、五个长篇报道，有时还把刚看到的新闻绘声绘色地讲给师兄师姐听。
阅读直接提升了我的英文写作能力。看完一些新闻后，我常常产生动笔写自己感想的冲动。92年巴塞罗那奥运会，中国游泳队取得了四金五银的好成绩，美国主要媒体纷纷指责这是中国运动员服用违禁药物，但没有任何检测的证据，完全凭美国运动员的感觉。此事让我很气愤，我生平第一次给《华盛顿邮报》和《巴尔的摩太阳报》（The Baltimore Sun）各写了一封信，评论报道的不公平。没想到两天后《巴尔的摩太阳报》居然原封不动的把我的信刊登在“读者来信”栏目，同事祝贺，我也洋洋得意。受到此事鼓励，我在此后三年多的日子里，常常动笔，有些文章发表在报刊上（大部分投稿石沉大海），也曾代表中国留学生写信向校方争取过中国学生的利益。有时还有意外的惊喜。95年的一天，一位朋友打电话告诉我：今天出版的《巴尔的摩太阳报》上有我的评论文章！我急匆匆赶到街头买来5份报纸，果然，在A版的倒数第二页，以15×15厘米的篇幅发表了我一个多星期前寄给报社、本以为不会发表的一篇抨击吴宏达的文章。
以上是简述我个人英文写作提升的一段过程。但是，科研论文不同于读者来信，有其专业特点、甚至是固定格式。1994年，我第一次完整地写科研论文，感觉很差。好不容易写完的文章，连我自己都不愿意读第二遍；勉强修改之后，交给了老板Jeremy Berg。他拖了三周没看我的文章，我实在忍不住了、去催他，上午9点，Jeremy告诉我：今天看！11点，我去他办公室催，秘书拦住我，说Jeremy正在办理重要事务，两点前不得打扰。我心里惴惴，不知Jeremy在干什么。下午一点半，Jeremy急匆匆过来找我，拿了一叠纸， “This is the draft. Please let me know what you think. We can aim for a Science report.”（这是初稿，你看看如何，我们可以试试《科学》）我仔细一看，天啊！一共7页，四个多小时Jeremy已经把文章的整体写完了，只是缺少Method和 references。让我郁闷的是，他根本没有用我的初稿。
【其实，写文章贵在一气呵成。我也沿袭了Jeremy的风格。2006年10月，在我们处于劣势的激烈竞争中，有两个课题面临被 scoop的危险，我曾经两次、一晚上赶一篇文章。10月15日，傍晚8点左右开始写、通宵，第二天早晨10点完成一篇按照《细胞》杂志格式的论文，包括abstract, introduction, results, discussion,仔细阅读一遍后于下午4点半完成网上投稿。这篇文章最终发表在12月份《自然》的子刊《结构与分子生物学》上（电子版于11月10日发表）。另一篇，10月18日，晚6点开始写、通宵，第二天早晨8点完成，上午9点半完成投稿，最终发表在12月15日的《细胞》上。当然，能通宵完成一篇文章，还有一个重要前提，就是对研究领域非常熟悉，对文章整体的大概思路已经深思熟虑，所有的Figures都事先做好了。这些前期工作即使全身心投入也需要3-4天。】
从1994年自己写第一篇科研论文的艰难到现在写起来得心应手、驾轻就熟，我总结出如下经验：
1．要写好科研论文，必须先养成读英文文章的习惯，争取每天30-60分钟。刚开始可以选择以读英文报纸、英文新闻为主，逐渐转为读专业杂志。我会在近期专门写一篇博客文章介绍一套行之有效的增强读专业杂志能力的办法。
2．写科研论文，最重要的是逻辑。逻辑的形成来自对实验数据的总体分析。必须先讨论出一套清晰的思路，然后按照思路来做图(Figures)，最后才能执笔。
3．具体写作时，先按照思路（即Figures）写一个以subheading为主的框架，然后开始具体写作。第一稿，切忌追求每一句话的完美，更不要追求词语的华丽，而主要留心逻辑（logic flow），注意前后句的逻辑关系、相邻两段的逻辑关系。写作时，全力以赴，尽可能不受外界事情干扰（关闭手机、座机），争取在最短时间内拿出第一稿。还要注意：一句话不可太长。
4．学会照葫芦画瓢。没有人天生会写优秀的科研论文，都是从别人那里学来的。学习别人的文章要注意专业领域的不同，有些领域（包括我所在的结构生物学）有它内在的写作规律。科研文章里的一些话是定式，比如 “To investigate the mechanism of …, we performed …”, “These results support the former, but not the latter, hypothesis …”, “Despite recent progress, how … remains to be elucidated …” 等等。用两次以后，就逐渐学会灵活运用了。在向别人学习时，切忌抄袭。在美国一些机构，连续7个英文单词在一起和别人的完全一样，原则上就被认为抄袭（plagiarism）。
5．第一稿写完后，给自己不要超过一天的休息时间，开始修改第二稿。修改时，还是以逻辑为主，但对每一句话都要推敲一下，对abstract和正文中的关键语句要字斟句酌。学会用“Thesaurus”（同义词替换）以避免过多重复。第二稿的修改极为关键，再往后就不会大改了。
6．第二稿以后的修改，主要注重具体的字句，不会改变整体逻辑了。投稿前，一定要整体读一遍，对个别词句略作改动。记住：学术期刊一般不会因为具体的语法错误拒绝一篇文章，但一定会因为逻辑混乱而拒绝一篇文章。
这套方法行之有效，我对所有的学生和博士后都会如此教导。我的第一个博士后是柴继杰，1999年加入我在普林斯顿大学的实验室。继杰当时的英文阅读和写作能力很差。我对他的第一个建议就是，“每天花半小时读英文报纸”。难能可贵的是：他坚持下来了！经过几年的努力，2004年继杰已经能写出不错的grant proposal，2006年他的第一篇独立科研论文发表在《Molecular Cell》上，随后相继在《自然》发表两篇、在其它一流学术期刊发表十多篇论文。写作能力开始成熟。
发表论文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情，但要明白：论文只是一个载体，是为了向同行们宣告你的科研发现，是科学领域交流的重要工具。所以，在科研论文写作时，一定要谨记于心的就是：用最简单的话表达最明白的意思，但一定要逻辑严谨！其实，中文和英文论文皆如此！
注：本文来自科学网施一公个人博客
MIT是如何做研究的
麻省理工学院
人工智能实验室
AI Working Paper 316 1988年10月
来自MIT人工智能实验室：如何做研究？
作者：人工智能实验室全体研究生
编辑：David Chapman
版本：1.3
时间：1988年9月
译者：柳泉波 北京师范大学信息学院2000级博士生
摘要 本文的主旨是解释如何做研究。我们提供的这些建议，对做研究本身（阅读、写作和程序设计），理解研究过程以及开始热爱研究（方法论、选题、选导师和情感因素），都是极具价值的。
Copyright 1987, 1988 作者版权所有
备注：人工智能实验室的Working Papers用于内部交流，包含的信息由于过于初步或者过于详细而无法发表。不像正式论文那样，会列出所有的参考文献。
1. 简介
并没有什么神丹妙药可以保证在研究中取得成功，本文只是列举了一些可能会有所帮助的非正式意见。
目标读者是谁？
本文档主要是为MIT人工智能实验室新入学的研究生而写，但对于其他机构的人工智能研究者也很有价值。即使不是人工智能领域的研究者，也可以从中发现对自己有价值的部分。
如何使用？
要精读完本文，太长了一些，最好是采用浏览的方式。很多人觉得下面的方法很有效：先快速通读一遍，然后选取其中与自己当前研究项目有关的部分仔细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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